在图书馆上“大学”

　　1930年，金克木突然发现了一大宝藏：市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使读书青年金克木有了归宿感，他觉得那儿就是他的新家，是他的大学。正如金克木所描述的：”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穷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探宝”与激情——外语学习

　　金克木学习英语的初期，好像进入一个巨大的迷宫，好奇心和激情推动着他往前走。老师对他说：”富兰克林学英文就是念的阿狄生。”这就更让他觉得迷宫里面有无数的珍宝要他来开发。他无意中调动起老师的激情，教学渐渐变成了讨论，讨论又发展为谈论。就这样，金克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探到了老师在大学四年中所学的英文要点和心得。此后，金克木又以同样的”探宝”激情，学好了法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成为名副其实的语言学大师。

　　一本字典学拉丁语

　　金老就是这样怀着好奇心来专研学问的，如他在《自撰火化铭》中写道：“战时至西南，逢史学名家赠以凯撒拉丁文原著，谆谆期以读希腊罗马原始文献，追欧洲史之真源以祛疑妄。”为了能“读希腊罗马原始文献，追欧洲史之真源以祛疑妄”，金老居然仅凭一本词典学会了十分复杂难解的拉丁文。

　　语言成就

　　文革后，金克木在国内诠释学和符号学，并将它们用于研究中国文化。

　　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为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梵学研究

　　在印度文化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纵横驰骋，称得上是真正懂得印度文化的为数极少的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和季羡林一道，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梵、巴语学者，中国年轻一代的梵语学者们，都曾受惠于金克木。金克木写作的专著《梵语文学史》是学习印度文学的必读课本，他不仅研究印度文化最古老的经典，对印度古代文化有深厚的功底，而且对于印度近现代的论述也不落俗套，独具慧眼。

　　文学成就

　　金克木有《旧巢痕》《难忘的影子》等文学作品著世，金克木也是文理兼通。他还曾就具体的数学问题请教过丁石孙，并能从丁石孙的解释中判断出他所擅长的数学研究领域。

　　他对儒家、佛家、道家均有长期的研究，精通梵学，对西方学问也如数家珍，对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乃至数学、物理、人类学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更神的是，金克木最擅长将各种学问融通在一起，汪洋恣肆，蔚为大观。

　　民国元年（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一个旧官僚家庭。

　　民国十九年（1930年），刚满19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冬），金克木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他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京大学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从事创作与翻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任湖南桃源女中教师，兼任湖南大学讲师。

　　民国三十年（1941年），金克木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与梵语，后又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27日，来国立武汉大学任教。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越打越大，5月底，全校学生连续三个晚上组织大型时事座谈会，金克木慨然前往，并深受学生欢迎。1947年6月1日，凌晨三点，国民党军警宪特近千人突然包围武大珞珈山校园，进步师生有很多人被抓上囚车，在被捕的五位师长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哲学系的金克木。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三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不得不释放金克木等人。“六一惨案”使金克木等五位教授一时成了新闻人物。他在北京与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女才子、武汉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唐长孺的妹妹唐季雍女士结为伉俪。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7月19日离开武汉大学前往北京大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52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生涯。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以88岁的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