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琬（1695～1755）清代女诗人。字季玉，汉军正白旗，辽阳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卒于高宗乾隆二十年，年六十一岁。

　　蔡婉其祖锦州蔡士英孙女；尚书珽（蔡珽）之妹也；其父是清朝绥远将军、平“三藩之乱”的名臣蔡毓荣；其母国色，相传为吴宫旧人号八面观音曾是吴三桂的宠姬之一。蔡琬后成为云贵闽浙江两江总督、户部尚书高其倬继室。

　　蔡琬自幼濡染家学，博极群书，工诗词，通政事，其倬（高其倬）歇历中外，奏疏文檄每与之商榷定稿，夫妇实为闺中良友。其现存诗歌皆“掷地有声者。”蔡琬不仅工诗词、通政治，而且明于世事，有《蕴真轩诗钞》二卷、《蕴真轩诗余》一卷行世。

　　尽管蔡琬母亲身世坎坷，蔡琬作为高其倬的“继室”进入高家，但她“明艳娴雅，淹贯群书”，以渊博的知识在高其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被诰封为一品夫人，也被世人誉为“出泥清莲”。嘉关间，铁保辑满洲、蒙古、汉军许多工作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以琬为集首。

　　高其倬是清朝雍正年间较有作为的云贵总督之一，他两次出任云贵总督，革除土司承袭弊端，在丽江、姚安、中甸、鲁魁山等地进行了改土归流，为鄂尔泰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铺平了道路；他妥善处理好了鄂尔泰改流的善后事宜，平定普洱等地的民族起义，巩固了改流成果，完成了改土归流后云南社会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为云南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提到高其倬的历史功绩，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蔡琬。蔡琬在高其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他的政绩应有蔡婉的一分功劳，徐世昌在《大清畿辅先哲传·附列女传》中称：“其倬章疏移檄，多出其手裁，号为闺中良友。”蔡琬还是清初一位很有个性的女诗人，著有《蕴真轩诗钞》二卷和其它杂诗一卷，虽未能留传至今，但残存的几篇均为“掷地有声之作”，在清代的女性诗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对这位在蔡士英 《清史稿》、《碑传集补》、《清诗别裁集》、《大清畿辅先哲传》、《清诗纪事》等重要史籍的《列女传》或《名媛》中，以及清代有关的诗词集中，对其事迹和诗才均有记录且评价较高的杰出女性，迄今为止，无论是从女性诗词的角度还是从妇女史的角度，都没有人关注到她，也没有人注意到她在高其倬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同时，她作为与两个云贵总督有密切联系（一是父亲、二是丈夫）的女性，在清代云南历史的研究中更是属于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记载她事迹的史料内容大多简单且相似；二是高其倬虽然对清代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位站在高其倬身后的“闺中良友”。本文仅依据有限的史料，对这位曾经“闻名”，却又在当今“无闻”的女性的生平事略作一简单述论。

　　一．系出名门 清莲出泥

　　蔡琬，字季玉，辽阳人，汉军正白旗，生卒年不详，清朝绥远将军、平“三藩之乱”的名臣蔡毓荣之女 。其母八面观音曾是吴三桂的宠姬之一，“与圆圆（陈圆圆）同称国色，吴亡归毓荣，生婉”。王堷荀《听雨楼随笔》说：“八面观音尤为明艳，将军（按：指蔡毓荣）平吴得之，生女名琬。”后蔡毓荣获罪充军的原因之一就是“隐匿应官妇女即徇纵逆党状”。

　　蔡琬特殊的家庭环境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蔡毓荣是清漕运总督蔡士英次子，汉军正白旗人，初籍锦州，授佐领兼刑部郎中，三藩之乱爆发后，任绥远将军，战功卓著。为恢复和发展平叛后满目苍萸的云南社会经济、稳定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云南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最后改任仓场总督侍郎，年底因罪解职，后赦还，出家遁入空门。他辉煌的战功和不幸结局，在蔡婉心中造成很大创伤，后来她的诗文多为追怀父亲战功之作，充满了功在人亡的感伤之情。琬兄蔡珽为尚书，在雍正朝时与侍郎李穆堂、侍御谢梅庄“以名节相砥砺，为田文镜所构，下狱几死。”

　　因此，身为朝廷命吏的父兄所具有的文化底蕴和作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所拥有的宏阔胸怀和气度，不仅让童年的蔡琬有了一个良好文化教育环境，史书称其“濡染家学，博极群书” “无书不读”，张裕荦、筑涧在评价《蕴真轩诗钞》时，曾有“喜读书有过人之识者，此类是也”的称道，也使她养成了宽宏豪迈的性格。

　　但父亲获罪，家运突变，使她的生活发生了较大改变，对其性格和心理成长造成了较大影响，在豪迈中又渗入了坚强和刚毅，在诗词中表现出了一种封建女子少有的恢弘气势和柔中见刚的诗风，拥有了“古丈夫遗风”的赞誉，也使她在婚后的家庭生活和高其倬起伏多变的政治生活中从容自如，在夫贵妻荣的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了一名妻子对名利和宦途沉浮的淡泊，从而使她作为一名女诗人的性格特征更加突出和丰满。

　　母亲的曲折经历也对蔡琬产生了较大影响。八面观音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艺妓，曾是明末礼部侍郎李明睿家的名妓，后随吴三桂并因美貌和善于歌舞而得宠，吴亡后又随蔡毓荣。这在中国正统的封建礼教中，母亲的出身是不为名门大族所容忍的。但蔡琬从母亲的经历中学到了另一种品行：一是随遇而安，二是积极向学，在学习中陶冶了政治涵养、思想和超凡的见识，在有关的史籍中多有“明艳娴雅，淹贯群书”和“夫人无书不读”等记载。

　　后来她相夫教子、守礼教、诗文留名，走出了一条与母亲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时人誉为“出泥清莲”，即闵尔昌《碑传集补》中说的：“君子曰：琬之母，一吴家姬耳，而生女贤明若此，可谓出淤泥不染者矣。诗曰：倭倭佗佗，如山如河，世有之焉。”

　　总之，蔡琬的家庭环境对她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为她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和诗词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及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使她扮演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中罕见的、集贤妻良母与才女于一身的角色，成为封建时代的杰出女性之一。

　　二．总督夫人 内助有方

　　蔡琬母亲的出身和在蔡家的地位，使她的地位略显逊色。因为她是作为高其倬的“继室”而嫁入高家的 ，虽然这并不影响她在高家的地位和在高其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被诰封为一品夫人，王堷荀《听雨楼随笔》也说：蔡琬“嫁高文良公其倬，才德兼擅。”因高其倬为官清廉、且又常在管辖地区有灾情发生时率先捐助，致使家庭生活与一般的官员行比，显得贫蔽不堪，在这种情况下，蔡琬的贤妻形象就表现得更为完美，高其倬《寄内》诗有“无计怜贫病，亲衰赖汝贤”、《行役晓发》诗有“家品万事乏，供馈倚病妻。嫁衣典已尽，不复余襜帏。男儿羞低颜，舍子将语谁？”的句子，表达了他对贤妻的无限深情和谢意。在高其倬任云贵总督时，其《沾益驿楼雨夜寄内》诗中，有“百般相思又秋来，鹿门旧约仍虚掷，何日云梨手共栽？”的句子，表达了这位封疆大吏对妻子的相思与柔情。但蔡琬的“继室”地位与婚后的和谐生活，使得他们在中国古典的金玉良缘型的婚姻中渗进了一丝遗憾。

　　高其倬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以行事谨慎、稳重而闻名，即“章之为人渊深凝重”。王蕴章《然脂余韵》称：“公卓然孤立，喜愠不见于色”，清代一则名为“高其倬柔奸”的逸事，也可从以个侧面看出高其倬性格之一斑。对日常政事尚且如此，给皇帝的奏疏就更使他在措辞行文上慎之又慎，何况他还在雍正元年（1723）任云贵总督时，由于在奏疏中误以“大将军”与“皇上”并写（高其倬原折上把“圣主”双抬，允禵的称号“大将军王”抬一格）而被“革职留任”。而蔡琬对政治又有浓厚的兴趣，且极有思想和见地，即《清史稿》等史籍称赞的“谙政事”或“谙于政治”。

　　作为一位“诗词之外，兼通政术” 的杰出女性，当时的人就给她以很高评价：“夫人才识过人，鱼轩所至，几半天下。”因此，这位才华横溢、颇有见地的女子嫁入高家以后，自然而然地充当了丈夫的贤内助，并很快在丈夫的政治生活中显示出了她的不凡，在高其倬的有关史籍中常见到“文良公名重一时，奏疏移檄，与夫人商定”，“奏疏移檄等项，每与商酌定稿”，“文良敭历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闺中者居多”等等的记载。

　　虽然我们对高其倬与蔡琬“商酌定稿”的具体经过或详情不得而知，但经过蔡琬“手裁”的奏疏，每每赢得雍正帝的称赞和夸奖。翻开《雍正朱批上谕·高其倬卷》，在涉及一些政事的看法及措辞上，常见“好”、“斯论通极是极”、“甚好”、“甚是”等朱批，即“每奏事，天语褒嘉”。在这种夫妇相谐的生活历程中，蔡琬逐渐成为高其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闺中良友”。在高其倬官运顺通的时候如此，在其仕途不顺的时候更是如此。尤其是高其倬在雍正晚期的仕途逆境中，蔡琬作为“闺中良友”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因高其倬为官常代属下受过，即“治事勤与人恕，属吏有才者，往往代为受过，累任盘错，不喜功、不酿乱，所至人咸怀之”。

　　雍正十二年（1734），终因庇护知县赵昆珵承修海塘工程赔项而受到牵连，“部议降调”，不久才又授江苏巡抚职，这与原先的总督职务相比，其失意和种种不顺可想而知。在担任巡抚期间，因“与总督不合，卓然孤立”而屡次被总督赵宏恩“倾陷”，赵“每齮龁之”。

　　因此，孤苦失意中的高其倬每每借诗舒怀：“风雨初更歇，凉蟾已在天，涔涔终不湿，炯炯只孤悬。”在这种情况下，才识超群的蔡琬便成为丈夫在精神上的知己，高其倬曾咏《白燕诗》一首，在写完第五句“有色何曾相假借”后，沉思未能下对，适值深谙丈夫心事和秉性、却能保持淡泊心境和清醒头脑的蔡琬来到，听出了丈夫诗文中双关的语意，便“代握笔”规劝：“琬应声代对之曰：‘不群仍恐太分明’。”这一佳话为众多辑录蔡琬诗文的学者所推崇，成为有关蔡琬诗、事的经典故事，“闺中良友”的称誉由此而来。

　　蔡琬这种贤内助的风范和能力，使仕途失意的高其倬在公务之余，还能在闺房中得到慰籍，得以度过人生中最为苦闷和孤独的时光，这在封建官吏的家庭生活中，实属难能可贵。

　　三．女中丈夫 诗文留名

　　高其倬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被称为“一代作手”，只是他的诗才被他的政治功绩所掩盖而较少有人注意，即“文良公诗为勋业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驾新城而上”，有《味和堂集》六卷传世，清代的诗词集内常见其诗，具有 “才笔清新，吐属轻倩”的特点，并有婉约派诗风，如《行役晓发》诗云：“升堂告行役，暗泪肠中垂。未言向何处，先说还家期。慈亲起送我，语好颜色凄，爱我不便哭，愿我平安归。……在家同一愁，出门成两悲。伤心最何物……今日出门前，明日行天涯。塞水呜咽流，木叶高下飞。天晴尚愁人，风雨秋凄凄。”《寄内》诗云：“风雨方如此，归期愈渺然，深愁通日夕，远萝共山川。”

　　蔡琬不仅是高其倬在政治和生活中的贤内助，更是一个在诗文上有很高造诣、能与丈夫琴瑟相谐的女才子，既有“琬素工诗”的记载，也有“夫人……工诗善画”的称赞。袁枚《随园诗话》有“夫人生而明艳，闲雅能诗”的评价。与丈夫的诗文成就相比，蔡琬毫不逊色，有诗集《蕴真轩小草》及其他杂诗，惜未能全部保存下来，“夫人诗集不传世”。残留下来的几篇被各种诗文集辗转摘录，清朝内阁学士铁保录满洲、蒙古、汉军旗人的诗作，辑为《熙朝雅颂集》，以琬诗为余集的首卷，也仅只收录了四首，即“《归思简斋》皆未见其全什，《雅颂集》亦仅录其四”。

　　若与丈夫的作品相比，蔡琬的诗作少了女性诗词常有的哀怨情愁和脂粉气息，充满着一种宏阔磅礴的刚强气势，时人既有“有古丈夫遗风”的评说，也有“掷地有声”的称赞，同时，沈善宝《名媛诗话》说：“季玉诗笔，极其雄健。”雷瑨、雷瑊《闺房诗话》也有“皆沉郁顿挫，不似巾帼中语”的评价。

　　蔡琬留存下来的诗作，大多为怀念父亲战绩而作，极其悲壮，即时人评说的“诸诗沉郁悲凉”。尤其是当她在雍正元年（1723）跟随已擢任云贵总督的丈夫到云南任所时，重履父亲当年征战的旧地，睹景思人，其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对此，由云龙《定厂诗话》有记：“文良继配季玉夫人，……亦工诗，有《蕴真轩诗钞》二卷，其随任到滇时有诗序云：‘滇南为先大夫旧莅之地，四十年后，余随夫子督滇，目击胜概犹存，而大人之墓有宿草矣。扶今忆昔，凄然有感，因得八长句，用志追思之痛。’” 郭则澐《十朝诗乘》也记：“仁庵女季玉适高文良，后从文良入滇，所经皆当日战地，有《关索岭》云……皆感仁庵旧事。”蔡琬残留下来的诗作中，比较著名且为后人传诵的有《辰龙关》、《关索岭》、《江西坡》、《九峰寺》、《鹦鹉峰》、《云南坡》、《铁索桥》、《谒祠》等。

　　从蔡琬感怀父亲际遇的诗篇中，可看出其诗作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追忆父亲显赫的战功，悲怀其不幸结局：

　　《辰龙关》诗云：“一径登危独惘然，重关寂寂锁寒烟。遗民老剩头间雪，战地秋闲郭外田。闻道万人随匹马，曾经六月坠飞鸢。残碑洒尽诸军泪，苔湿尘封四十年。”表现了诗人登临辰龙关，透过惘然的双眸，只见四野寂寥，惟有关上袅袅的“寒烟”显示出这里曾经是战略重地；当年的“遗民”如今已经衰老得头发斑白，父亲驰骋过的战场也已经成为了“郭外田”。诗人以“匹马”比喻率领千军万马前来平叛的父亲，以“飞鸢”比喻据地称王、但终被父亲击败的平西王吴三桂。如今往事如烟而逝，只留下曾经洒满“诸军泪”的“残碑”，却也已经被青苔和灰尘遮蔽了四十年。

　　《九峰寺》诗云：“萝笔松门一径深，题名犹记旧铺金。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厨有蠹蟫。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栖（归）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九峰寺是蔡毓荣的“杖锡”即削发出家之地，故蔡琬写此诗的心境和目的可一目了然矣。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有“绥远将军平吴逆后，随获谴咎，归空门以终。四章皆怀滇南征战地，悲歌感慨”的评说，李岳瑞《春冰室野剩》也有“九峰寺一章曰云云，盖为绥远作”的评价。其中，“赤手屠鲸千载事”和“征南部曲今谁是”之句，是较为明显的怀念父亲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英姿及显赫战功、哀叹物逝人非之作。

　　因在吴三桂叛乱之初，清王朝沿袭开国时的惯例，以诸王贝勒督军，不肯委兵权于汉臣，然此时承平日久，身经百战的名将已相继谢世，其承袭爵位的子孙皆不谙军旅，即便是八旗健旅，也“稍有脆弱”，致使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很快席卷了湖南、江西等地，吴军所至之处，势如破竹。清军率领重军的将领虽云集荆湘，却不敢率军渡江与吴军角战。因此，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汉臣，蔡毓荣等人“乘时而起”，在平叛中建立了大功。

　　然由于蔡毓荣行事不慎，再加上满清诸将之间日益严重的猜忌，终使他落得个夺爵削职、弃家归隐空门的下场。这才有了蔡琬“白头归佛一生心”和“剩有枯禅守故林”的诗句。但昔日父亲曾经征战和生活过的地方，如今已经是“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厨有蠹蟫”了。对于这种情怀，蔡琬在《鹦鹉峰》中还有“红旗指处人马迎，白首归来雪满鞍。涧底波流如哽咽，寺门联额半摧残”等的描写。

　　蔡琬这种对父亲际遇的感怀和由于朝廷、世人对父亲战绩的淡忘而生的悲凉情调，在《关索岭》和《江西坡》中尤为集中。《关索岭》中有“……烽静戍楼孤上屋，风喧古木鹤惊群。……叱驭升平犹觉险，挥戈谁忆旧将军”，《江西坡》中有“西岭千重镞剑芒，曾麾万骑蓦羊肠。鬼灯明灭团青血，野冢荒凉啸白杨。梦断层云空漠漠，事随流水去茫茫。只今剩有残兵卒，指点空山说战场”的刻画。

　　在《感怀》诗中，蔡琬还有“星槎曾逐泛银河，手按珠宫第一歌，梦破不须重话旧，当时惊鹤已无多，八面旌旗七宝车，曾挥彩袖斗朝霞，秋风原上无人识，独倚柴门看暮鸦”的描写。这种感伤痛悼之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有如是评价：琬诗“皆伤其父毓荣平吴三桂被谗而作，感慨悲凉，定非其倬所能。”

　　然而，作为女儿、作为一个能目睹父亲平叛后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的后人，她的诗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感怀”，更多的还是寓意于诗，期望世人不应如此之快就淡忘父亲的战功及其对后世的巨大贡献的真挚情怀。这种思想在《云南坡》一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荣枯浩浩海无边，功就名成自古传。白钺几过新驿站，赤燐曾遍旧山川。吴云已变如苍狗，署魄惟能化杜鹃。试看绛侯千户邑，应知懋绩在当年。”

　　二是从父女之情的角度，即从普通人的心理或人性的角度来怀念父亲，悲感自己失去父亲后孤独无依的“孤儿”心境。

　　假如说蔡琬怀念父亲战功的诗作中包含有宏观的或国家治乱兴衰色彩的话，那么，她的诗作具有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她从普通人的心理或人性角度，即从普通的父女之情、从一个失去了父亲垂爱的孤独无依的平常女儿心的角度，抒发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感情。

　　这在《谒祠》中表现比较明显：“回肠百结泪如丝，一奠椒浆拜旧祠。箕尾已归应有处，音容何处杳难思。环旋故垒青山在，寂寞虚廊白日移。不谓霜凄云幻后，南人犹惜召棠枝。” 郭则澐《十朝诗乘》对此评价道：“《谒祠》一律，尤字字血泪。”

　　《铁索桥》和《鹦鹉峰》也是较为集中地反映这种心境的两篇诗作。《铁索桥》云：“……细柳营空云似幕，霸陵原静草如茵。临风一洒孤儿泪，不见题桥续后人。”《鹦鹉峰》云：“鹦鹉峰前恨依栏，思量遗事独长叹……涧底波流如哽咽，寺门联额半摧残。岂知石上伤心事，留与孤儿掩泪看。”这些生动感人的刻画，读来更有字字血泪之感。

　　总之，提到清初的一代名臣高其倬及其历史功绩时，他的妻子蔡琬是一位不能回避的人物。蔡琬作为一名封建时代普通却又不平常的女子，作为一个在清代女性诗史上以其独特风格留名的杰出诗人，不仅成功地扮演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发挥了贤内助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得以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垂名青史。她以女性细腻宽柔的情怀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成为丈夫的红颜知己；还以自己超凡的德才和学识进入正史的《列女传》。因此，无论是从古代史或妇女史的研究和从清代文学诗词研究的角度，还从清代云南历史研究的角度，蔡琬都是一个不应该被研究者忽视的女性。